當然，達到三萬份的發行量又怎麼樣？發行三十萬或者三百萬又怎麼樣？以我有限的歷史知識，我也知道人類有了幾千年的燦爛文學之後，酷愛貝多芬的納粹軍官要殺人還是殺人，熟讀蘇東坡的政客要禍民還是禍民，二十世紀的壞事並不會比幾百年前或幾千年前更少。文學也好，思想也好，並不能阻止戰爭、專制、**等各種社會悲劇一再重演。那麼一種雜誌，無論發行量大還是小，質量高還是低，最終能於世何益？人類幾千年來的文字生產出來，只不過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雖然會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會消失無痕，人性和社會的浩瀚大海仍然會一次次證明它最終不可變易。《天涯》這顆小小的石子能濺起多大的浪花？
我十分害怕面對這樣的冥想，特別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來回答有關意義的難題。星空總是使我們哆嗦而且心境空茫。於是讓我們還是回到陽光投照的辦公室來吧。在我的面前，一篇等着要發的文稿終於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調整潤色之後完成了編定，終於在我翻亂一大堆書之後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處的校正。在這個時候，我只能認定這個大多數讀者根本不會注意的出處本身就是價值，我的滾滾哈欠本身就是快樂。這篇文稿是《南山紀要：我們爲什麼要談生態與環境？》，這是《天涯》在世紀之交一次重要筆會的產物。
各種主義在歷史上的理論和實踐都存在着生態環境方面的盲區，並且直接導致世紀末一些人口密集國家的觸目災難。因此生態與環境是一個向前走的話題，是一個思想可能創新的出發點。
編輯部就是在這種想法下，於一九九九年底邀請境內外四十來位關心生態環境問題的老朋友來到海南各抒己見。很多人多年不見，面容已經悄悄走形。比如幾年前我在北京看到的格非還是個毛頭小子，一晃就成了面色發暗的滄桑中年。我猜想他看見我的白髮肯定也喫了一驚，只是不一定把這種喫驚殘酷地向我通告。
那幾天真是把會開瘋了。除了正式的議程，人們意猶未盡，邀請阿裏夫，裏克(八土10教授加開講座，介紹美國思想學術最新成果，邀請黃平也加開講座，介紹三峽工程和農村鄉鎮企業的現狀，以至大會生出了無數自發性的小會，以至最後一天從三亞回到海口以後，有人見別人整理行裝便着急：“怎麼就不開會了？”
人夜，他們在海灘上久久地散步。循着沙灘上一行行足跡看去，暗夜中不見他們的身影，只有說笑聲在腥鹹海風中遠遠地飄來。
我在一棵椰樹下聽着這些聲音。
我想起不久前在美國哈佛大學李歐凡教授家裏，看到一本英文雜誌上面有英國著名學者佩利‘安德森（戶.八談他家庭以及談他父親的長文，使我感到親切。因爲安德森兩年前訪問海南島時，是我陪着他去尋訪他父親的遺蹟，在海口市面德勝沙老城區一帶轉游，還因爲開車誤入單行道而被警察罰款。當時他無意中問起我現在的編輯工作，得知《天涯》討論過的種種話題，表現出特別的驚訝。他說這些都是當前世界最重要的問題，他很想知道中國人在這些方面怎麼感覺和思考。
他留下地址，希望我們可能的話以後給他郵寄刊物。但他並不懂中文，讓我覺得他的要求有點奇怪也有點滑稽。
我想像他在離海南島很遠的地方打開一本《天涯》，翻過一頁頁他根本不認識的字。也許那正是一個象徵，而且是一種最爲正確的閱讀方式：任何字與詞都是過眼煙雲，都是雪泥鴻爪，都是不怎麼重要的。一個人只需要輕輕撫過這些空白的紙頁，只需要在觸撫中感受到來自遠方的另一雙手的體溫。
那麼，我和同事們五年來也只不過是編出了一本本空白無字的《天涯》，五年來向讀者說了很多的同時又什麼也沒說。《天涯》將來還要一年年說下去，但同時一年年又什麼也不會說。連綿無際的空白是一切努力的僞證：空白在法庭上從來不足爲憑。
我們只是交出了我們的體溫。
好了，同事們已經一致同意我辭去社長，把我的名字從雜誌版權頁社長名目下刪除。我祝他們下一步幹得更好，而且留下一個私人茶杯在編輯部的辦公室，說以後來串門時還可能用得着。
000年9月(最初發表於001年《視界》，後收入散文集《然後》。〕杭州會議前後有些中國人喜歡趕外國時髦，比如文章裏沒有一些新名詞似乎就不成樣子，也不管這些名詞用得合不合適。“另類”啊，“偶性”啊，“此在”啊，“不及物”啊，這些舶來語有時用得牛脣馬嘴，但只要用上了就有足夠的酷和炫，足以讓某些聽衆肅然起敬。這些人差不多是一些進口名詞水貨的推廣商。
類似的情形其實在外國也有。有些漢學家喫中國這碗飯，於是也得趕中國時髦，比如文章裏沒有一些最新動態似乎就不成樣子，也不管這些動態是否真有價值。“尋根”啊稀粥”啊，“凹凸”啊，“棉棉”啊，這些文壇快訊下面常常沒什麼像樣的研究，但只要一手甩出幾張消息牌來，其論文也就有了中國通的氣派，讓同行們不敢低看。這些人很像是一些中國文化的快嘴包打聽。
雖然都是趕時髦，但中國趕潮者要的是新思想，而外國趕潮者要的是新材料，進口業務重點並不一樣，甚至不在一個層面上。這當然是以西方爲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所決定的交換格局0全球化就得講究全球分工，正像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出技術加上發展中國家出原材料，便合成出皮鞋、襯衣、電視機。因此在有些西方學者看來，中國在學術批評上也只是一個原材料出口國，能提供點事件甚至消息就行，其他的事情你們就別管了。
這也沒什麼，中國人講究天下一家，天下的學術批評當然更是一家，不必斤斤計較各方對外貿易的什麼順差或逆差，什麼低附加值抑或高附加值。問題在於，誠實而能幹的跨國研究專家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總是爲數有限，對來自異域的新思想或者新材料，
一旦誤讀和誤傳得離了譜，事情就可能會鬧得有點荒唐。不久前，正在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荷蘭漢學家林恪先生告訴我，某位西方漢學家出版了一本書，說到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化尋根”運動發起於一九八四年的杭州會議，完成於一九**年的香港會議雲雲（大意如此〉，而有些國外的文學批評家後來都採用這種近乎權威的說法。這就讓我不無驚訝。
我還沒有老年癡呆症。這兩個會我都參加了，起碼算得上一個當事人吧，起碼還有點發言權吧。在我的印象中，這兩個會議完全沒有那位漢學家筆下那種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尋根運動”；恰恰相反，所謂“尋根”話題，所謂研究傳統文化的話題，在這兩個大雜燴式的會議上的發言中充其量也只佔到百分之十左右的小小份額，僅僅是很多話題中的一個，甚至僅僅是一個枝節性話題，哪能構成“從杭州到香港”這樣電視連續片式的革命鬥爭和路線鬥爭歷程？
已逝世的《上海文學》前負責人周介人先生曾有一篇對杭州會議發言的記錄摘要，發表在數年前的《文學自由談》雜誌上，完全可以印證我這一事後的印象。
一九八四年深秋的杭州會議是《上海文學》雜誌牽頭召開的，杭州市文聯等單位好像也有參與。當時正是所謂各路好漢揭竿鬧文學的時代，充滿着激情和真誠的會議在文學界頗爲多見。出席這個會議的除了該雜誌的幾位負責人和編輯羣體以外，印象中有作家鄭萬壟陳建功、阿城、李陀、陳村、曹冠龍、烏熱爾圖、李杭育等等，有評論家吳亮、程德培、陳思和、南帆、魯樞元、李慶西、季紅真、許子東、黃子平等等。當時這些人差不多都是毛頭小子，有咄咄逼人的謀反衝動，有急不可耐的求知期待，當然也不乏每一代青年身上都階段性存在的那種自信和張狂。大家對幾年來的“傷痕文學”和“改革文學”都有反省和不滿，認爲它們雖然有歷史功績，但在審美和思維上都不過是政治化“樣板戲”文學的變種和延伸，因此必須打破。這基本上構成了一個共識。至於如何打破，則是各說各話，大家跑野馬。我後來爲《上海文學》寫作《歸去來》《藍蓋子》《女女女》等作品，應該說都受到了這次會上很多人發言的啓發，也受到大家那種八十年代版本“藝術興亡匹夫有責”的滾滾熱情之激勵。但這次會上的“尋根”之議並不構成主流。李杭育說了說關於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的差別，算是與“尋根”沾得上邊。我說了說後來寫入《文學的根》一文中的部分內容，也算是與“尋根”沾上了邊。被批評家們譽爲“尋根文學”主將之一的阿城，在正式發言時則只講了三個小故事，打了三個啞謎，只能算是回應會上一些推崇現代主義文學的發言。至於後來境外某些漢學家談“尋根文學”時總要談到的美國亞歷克斯‘哈裏所著小說《根》，在這次會上根本沒有人談及，即便被談及大概也會因爲它不夠“先鋒”和“前衛”而不會受到重視。同樣是境外某些漢學家談“尋根文學”時必談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也沒有成爲大家的話題。雖然他獲諾貝爾獎的消息巳見諸《參考消息》，但他的《百年孤獨》還未譯成中文，“魔幻現實主義”一詞也沒有什麼人能弄明白。在我的印象中，當時大家興趣更濃而且也談得更多的外國作家是海明威、卡夫卡、薩特、尤奈斯庫、貝克特等等。（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