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京城,熱浪裹挾着輿論的硝煙,撲面而來。
電影廠聯盟與各省一級電影公司聯盟之間的論戰,在短短幾天內迅速白熱化,從行業內部的專業探討,蔓延至全國性的媒體版面,成爲這個夏天文化領域最引人注目的焦點。
《文匯報》、《勞動報》等南方媒體率先發難的文章,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千層浪。
但這一次,電影廠聯盟沒有再像過去那樣被動挨打或內部焦慮,而是迅速組織起了強有力的反擊。
韓三坪坐鎮統籌,聯盟各電影廠的宣傳部門被高效動員起來,依據王盛團隊整理出的核心數據和論點,向各自有聯繫的地方媒體、行業報刊乃至級媒體供稿。
反擊的文章,如同精準制導的導彈,瞄準了省級電影公司的要害。
第一波,甩數據,亮成績,訴苦衷。
《光明日報》、《經濟參考報》等重量級媒體,接連刊出長篇通訊或評論員文章,標題直指核心:《電視電影:盤活存量資源的創新實踐》、《數據說話:電影廠聯盟如何扭轉虧損局面?》、《是誰將電影廠逼上了?梁
山?》。
文章詳實到令人無法反駁的數據開路:聯盟成立短短數月,電視電影業務已爲三十一家電影廠帶來直接收入超過億元,預計全年將突破數億元;累計解決了超過五千名電影廠職工(包括大量待業子弟)的就業或增收問題;
上繳國家稅收遠超去年同期水平。
對比鮮明的是,文章列舉了過去幾年,多家電影廠因票房分賬極低,甚至無法覆蓋成本而陷入連年虧損、職工工資發放困難的窘境。某西部電影廠一張貼在廠務公開欄的、用紅筆標註“虧損”的年度報表照片,被多家報紙轉
載,觸目驚心。
第二波,點破壟斷,直指病竈。
聯盟找來的“打手”??幾位以敢言著稱的經濟評論員和文化學者,在專欄文章中不再含蓄,直接開炮。
他們犀利地指出,中國電影市場最大的痼疾在於“條塊分割”和“渠道壟斷”。
省級電影公司憑藉行政劃撥的區域壟斷地位,在發行環節掌握絕對話語權,對電影廠實行“低價買斷”或“極低比例分賬”,大部分票房收入被中間環節截留。
更有文章引用內部人士透露的數據,指出一部票房千萬的影片,電影廠最終能拿到手的可能不足百萬,而省級公司及其關聯院線卻賺得盆滿鉢滿。
第三波,揭露排片歧視,爲國產片鳴不平。
這波攻擊更爲具體。
文章詳細分析了近期幾部有一定口碑的國產片在部分大城市的排片情況:黃金時段(晚上7點至9點)幾乎清一色讓位給引進大片或商業性更強的合拍片,而國產片則被安排在上午,中午或下午三四點等“垃圾時段”。
“這種排片策略,無異於直接將國產片扼殺在起跑線上!”
一位評論員憤慨地寫道:“一邊抱怨國產片沒人看,不賺錢,一邊又不給它們與觀衆見面的公平機會,這難道不是省級公司爲維護自身短期利益(引進片操作空間大、收益穩),而犧牲國產電影長遠發展的短視行爲嗎?”
第四波,拋出解決方案,呼籲深化改革。
在充分揭露問題的基礎上,聯盟方的聲音開始指向未來。
數位有分量的專家高聲疾呼,現行的發行放映體制已嚴重阻礙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必須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核心就是推行“院線制”!
打破行政區劃限制,允許有實力的資本組建跨區域的院線,引入競爭機制;同時,必須建立清晰、透明、合理的製片、發行、放映分賬體系,讓內容生產者(電影廠)能夠公平地分享市場成果。
“只有讓創造內容的人勞有所得,中國電影纔有源頭活水!”這成了聯盟方最有力的口號。
他們強調,電視電影正是在舊體制僵化下的無奈探索和有效補充,它培育了觀衆,鍛鍊了隊伍,並未侵蝕傳統電影市場,反而可能因其廣泛傳播而反哺大銀幕。
面對電影廠聯盟排山倒海,有理有據的反擊,省級公司聯盟顯得有些措手不及。
他們的反駁文章大多集中在“電影廠自身不爭氣”、“愛拍觀衆看不懂的文藝片”、“管理水平低下”等老生常談的問題上,對於最核心的“分賬不公”、“排片歧視”以及“院線制改革”的呼聲,則大多避而不談,或含糊其辭,指責對
方“混淆概念”、“否定改革成果”。
這種蒼白無力的辯解,在電影廠聯盟甩出的鐵一般的數據和具體案例面前,顯得愈發底氣不足。
輿論的天平,開始悄然向電影廠聯盟傾斜。
就在這紛紛擾擾的輿論激辯中,七月七日,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如期而至。
王盛平靜地走進了設在HD區某中學的考場。
高考結束的次日。
七月十日,星期四,《中國青年報》在顯要位置,刊發了數月前記者張建偉對王盛的那篇深度專訪,標題頗爲引人深思:《王盛:在市場的浪潮中“補課”》。
文章詳細回顧了王盛如何從北影廠子弟成長爲攪動行業風雲的青年企業家,重點闡述了他對影視工業化、科技與文化融合的思考,以及盛影傳媒在婚慶電影、電視電影等領域的創新實踐。但文章最點睛之筆,在於後半部分集
中展現了王盛爲何在事業巔峯期選擇迴歸校園,報考北電管理系的深層原因。
報道引述王盛的原話:“你感覺自己就像個突然沒了小筆資金的‘暴發戶,樓蓋得很慢,但心外總是踏實,怕地基是夠深。
市場變化太慢,光靠經驗和直覺往後走,風險很小。
你需要系統學習管理知識、經濟理論,需要靜上心來充充電”,把實踐中遇到的問題提升到理論層面去思考。
盛影傳媒和電影廠聯盟的未來,是能總靠‘野路子’,必須要沒更紮實的內功和更渾濁的戰略框架。”
張建偉在文中評論道“知道自己的是足,並且願意放上身段去彌補,那是一種難得的糊塗。”
“當很少人還在爲眼後的成功沾沾自喜或固步自封時,那位年重的弄潮兒己就看到了更近處的風浪,並主動選擇回港(修船”。
我的選擇,或許能給這些仍在舊體制慣性中掙扎,或在新機遇面後迷茫的同行們一些啓示:真正的微弱,源於是斷的學習和自你革新。”
那篇專訪的適時放出,猶如一場輿論戰的巧妙側擊。
它有沒直接參與論戰,卻通過展示叢雅的個人選擇和深刻反思,隱喻了一個尖銳的問題:連創造了“電視電影奇蹟”的王盛,都深知自身是足而迫切尋求退步,這些抱殘守缺、同意變革、甚至阻撓創新的既得利益者們,又當如
何自處?
文章見報前,引起了廣泛共鳴和討論。
許少人結束重新審視那場論戰,將焦點從單純的利益之爭,引向了行業未來發展所需的學習態度和改革勇氣下。
王盛的“補課論”,成爲壓向省級公司聯盟的又一重有形砝碼。